减税降费春风吹 企业发展动力足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是中国百年财税政策现代化演进的十年,也是我国科技创新政策深入发展的十年。随着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的推陈出新,减税降费及缓税缓费政策在鼓励创新、激发市场活力等方面彰显其积极的宏观调控作用。

得益于创新友好型税费政策的助力,我国各类市场主体创新投入持续增长,创新成效日益凸显。近10年,我国累计新增减税降费8.8万亿元;“十三五”时期,鼓励科技创新税收政策减免金额年均增长28.5%,5年累计减税2.54万亿元。国家创新能力全球综合排名由2012年的第34位上升至2021年的第12位,整体创新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目前,创新友好型税费政策正以无可比拟的优势在企业研发各环节乃至企业生命全周期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依据征税对象性质的不同,我国税种可分为货物劳务税、所得税、财产行为税、资源税和特定目的税等五大类。其中,科技创新税收优惠集中于所得税类和货物劳务税类(又称流转税类)。

“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实施更大力度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等普惠性政策。”其中,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科技创新所得税优惠政策作为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的重要举措之一,为企业减轻研发税收成本、激励研发投资提供针对性支持。

我国科技创新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可分为税基、税率和税额优惠三种形式。在税基方面,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聚焦于研发费用和固定资产。从研发费用视角看,加计扣除升级版政策(2017年起)在实体法和程序法方面进行了优化。一方面,加计扣除比例由50%提升至75%再至100%,100%加计扣除比例的适用范围由制造业扩展至科技型中小企业,委托境外研发费用亦可按比例加计扣除;另一方面,简化和放宽了研发费用辅助账设置等核算方式,并将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的时点从年度汇算清缴时提前至年度中间预缴税款时。从固定资产视角看,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的“豪华版”——一次性扣除政策(2014年起)在试点行业范围、可抵扣限额和计算方法等层面逐步完善。其中,固定资产加速折旧适用范围由生物药品制造业等6大行业逐步推广至全部制造业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固定资产一次性可抵扣限额提升,由允许新购设备器具单位价值未超500万元的进行一次性扣除,扩展至中小微企业新购设备器具500万元以上的按比例进行一次性扣除。此外,税基类税收优惠还包括创投企业符合条件的投资可抵扣应纳税所得额(2018年起)、部分企业亏损结转年限延长至10年(2018年起)和职工培训费用扣除比例提高至8%(2018年起全面推行)等。此外,在税率和税额方面,对于高新技术企业(2016年起)、技术先进性服务企业(2017年起)、小微企业(2021年起)以及特殊企业或特定区域技术转让所得等项目的具体政策均有优化升级,使得财税政策在助力企业创新发展中发挥了乘数效应。

科技创新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主要作用于技术入股和股权奖励,譬如高新技术企业技术人员股权奖励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2015年起)、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向个人股东转增股本分期缴纳个人所得税(2015年起)等。科研创新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不仅可以激发科研人员参与研发和应用的热情,也为企业引才蓄才提供了政策保障。

总之,科技创新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推陈出新,为企业增加研发投资、提速设备更新和用好科研人才营造了更好的环境。

从2012年“营改增”试点,2016年“营改增”全面推行,到2017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并档,2018年和2019年增值税税率接续下调……以增值税优惠为主的流转税减免政策也不断为企业加速创新铺路架桥。

“营改增”从地区试点、行业试点再到全面逐步推行,打通各产业的增值税抵扣链条,促进制造业企业外购研发服务、服务业企业外购研发器具,推动社会分工的细致化与合理化,为后续优化流转税优惠政策奠定重要基础。现行的流转税优惠政策以增值税为主,涉及科技创新多个环节,包括重大技术装备进口(2020年起)、技术服务(2016年起)等免征增值税,软件企业增值税超税负即征即退(2020年起),增值税留抵退税范围涵盖小微企业(2020年起)、部分制造业(2018年起)和集成电路重大项目企业(2011年起)等。其中,增值税留抵退税成为继“营改增”之后增值税优惠政策焦点,从增值税增量留抵退税到增量与存量留抵退税,留抵退税有效改善了企业现金流。调查数据显示,企业留抵退税金额主要用于购买原材料、投资研发(约占24%)和支付薪酬,成为企业转化研发动能的重要资金来源。简言之,流转税优惠政策在科技创新领域持续释放红利,为企业充实现金流的同时,也让研发创新铆足后劲。

为支持国际经济交往高质量发展,2013年我国对780多种进口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年度进口暂定税率,其中包括汽车生产线机器人、宽幅喷墨打印机、有机发光二极管显示屏、电动汽车用逆变器模块等促进装备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高岭土、云母片、钨铁、锑等能源资源性产品,以及船舶压载水处理设备用过滤器、动车组用胶囊等有利于节能减排的环保产品。同时,为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继续以暂定税率的形式对煤炭、原油、化肥、铁合金等产品征收出口关税。2021年,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出台《关于“十四五”期间支持科技创新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明确对科学研究机构、技术开发机构、学校、党校(行政学院)、图书馆进口国内不能生产或性能不能满足需求的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教学用品,免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经海关审核同意,这些单位可将免税进口的用品用于其他单位的科学研究、科技开发和教学活动。

减税降费与缓税缓费相互补充,共同为企业注入活力。一方面,中小微企业部分税费缓缴与“六税两费”减免等优惠政策并驾齐驱。如缓缴制造业中小微企业及煤电和供热企业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教育费附加等部分税费(2021年起),减征小型微利企业等地方“六税两费”(2022年起),有助于缓解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普遍存在的资金压力。另一方面,降低社会保险费费率与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相互配合。如降低养老保险单位缴费比例,延长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调整社保缴费基数等(2019年起),扩大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费的适用行业至农副食品加工业等22个困难行业(2022年起)等,发挥了稳定企业生产经营和保障就业的积极作用。

数据显示,2021年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缴税费超过2100亿元;2022年1—5月实施制造业中小微企业缓缴政策累计缓缴税费4550亿元,约占同期新增退税减税降费及缓税缓费总额的60%。

虽然阶段性缓税缓费政策不是直接在税基、税率和税额方面给予企业研发创新的税收优惠,但是其缓缴税款所对应的货币时间价值与减税降费政策相互配合,共同助力制造业、中小微企业走出困境,提振全社会创新发展信心。

近10年来,我国科技创新税费政策与时俱进、迭代升级,在有效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的同时,增强了企业创新主体动能,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跃升打造了强大引擎。结合企业生命周期,未来支持科技创新税费政策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第一,明确无形资产入股初创期企业的税额优惠政策,增加企业延揽研发人员的能力,均衡不同要素密集型企业的税费水平。在无形资产入股方面,未来应考虑进一步降低企业或个人以专利技术等入股初创期企业的增值税或所得税税额,以提升知识产权入股初创企业的税后收益。在人力资源方面,未来应提高企业研发人员职工教育经费的税前扣除比例或据实扣除。考虑允许企业有条件地以研发人员社保费额度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以减轻劳动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企业社保费天然偏高和可抵扣进项税额天然偏低而形成的高于其他企业的税费负担。

第二,继续深化成长期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和固定资产税收优惠政策,扩大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范围。首先,研发优惠政策的产出不仅掣肘于研发投入持续性,也受限于生产效率,未来可以考虑将加计扣除政策与企业研发支出的增长速度或产出效率相挂钩。其次,优惠政策在税基上就与企业的营利情况密切相关,对于企业所得税不足抵扣的情况,建议将抵税额度推广至同一等级征管部门管辖的其他税费种类。再次,可考虑逐步放宽固定资产一次性扣除限额,并给予更多固定资产进口缓缴、分期缴纳增值税或退税待遇,以鼓励企业引进高端设备、实现技术升级。最后,加大对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增值税进项税额加计抵减范围和比例,并将社保费等用工成本纳入加计抵减计算基数,以弥补某些重要行业进项税额偏少的劣势。

第三,构建成熟期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等非营利组织合作的新型税费优惠模式。成熟期企业已具备科技创新的基础条件和能力,若通过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等的研究合作,更容易攻破关键难题。可以考虑创设“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合作的专项税费优惠模式,为研发资金、人员和成果转化等方面提供多维度政策工具。在研发资金方面,可令合作各方享受印花税、所得税、增值税等方面的特殊优惠;在研发人员方面,可允许研发成本据实折算为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在成果转化方面,对来自产学研合作的专利或其他知识产权适用类似国外“专利盒”优惠的低税率,同时虑及税率式优惠可能存在边际效用递减情况,可将其与税额式优惠、阶段性缓税缓费措施相结合,使合作各方的科研效益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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